hello大家好，我是大学网网小航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，我的姐姐剧情详细解析结局，为什么我的姐姐的结局令人失望很多人还不知道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！
(资料图)
今天说说电影《我的姐姐》，有剧透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阅读。
一个因为父母有重男轻女思想，从小饱受忽视和不公的女儿，在父母因意外双双去世后，突然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。
这时候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去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一个是放弃梦想抚养弟弟长大。
她会怎么选择呢？
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剧情的人，就很容易猜出电影的结局会是什么：除了大团圆收场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
姐姐最终一定会放下内心的芥蒂和对父母的怨恨，逐渐与完全陌生的弟弟培养出感情，然后在即将把弟弟送出去的关键时刻心有不忍，遵循亲情的呼唤，选择留下弟弟。
是的，电影的结局是这样的。虽然电影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暗示，但这种暗示的结果是安然接受了弟弟。
这个结局惹来很多网友的不满，也是导致电影的豆瓣评分从7.6降到7.2的原因。
张子枫饰演的安然从小吃了太多苦，父母为了生二胎将她寄养在姑妈家，被表哥欺负，被姑父偷看洗澡，父母让她装瘸，甚至还有想要把她弄成残疾人的暗示。
本来她能考上北京的大学，却被父母偷改了志愿，留在家乡学了护理专业，方便照顾家庭。
在父母眼中，她只是父母生儿子的伟大征程中的一次失败尝试，自然应该采用最大性价比的抚养方式。
她是咬着牙长大的，一心想要去北京考研，过上自己独立的生活，为了追求梦想，她甚至不惜和男友分手。
这样的一个人会轻易妥协吗？会轻易地为了一个突然出现的弟弟而放弃自己的未来吗？
尤其是当她所有的亲戚都跳出来道德绑架她，认为她必须抚养这个弟弟的时候，一个真正吃过苦的姑娘，一个被父母的重男轻女弄得伤透了心的姑娘，反而会逆反起来。
安然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——8年前，一位网友在天涯论坛发布长帖《父母去世后，我把两岁的弟弟抱养了出去》，帖子获得77.7万点击，1000余条回复。
现实中的结局是女孩将名下的两套房产都卖了，没有给弟弟一分钱，还将弟弟送给农村的一对夫妇收养。并立下字据，永不来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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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帖子我是全程看过的，说老实话我不太相信故事是真实的，因为干得太绝太狠，而且父母对她并没有像安然这样的无情，她只是嗔怪父母不告诉自己生了弟弟，终结了自己作为独生子女的幸福生活。
不养弟弟不是错，拿走父母所有的遗产，不给弟弟一分钱就是反人性了，如果现实中真实存在这样一个女孩，那她也是典型的被惯坏了的独生子女，她的父母应该承担教育责任。
但安然是不同的，安然代表了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的一批女性的缩影，她倔强、叛逆，拒绝被洗脑，在所有不被父母宠爱和关心的日子，她积攒着失望，也积攒着愤怒，更积攒着斗志。
她才是那个有资格尊重自己感受，不接受任何道德绑架的人。
相比安然的妥协，我更希望看到一个残酷一点的结局：安然签下那纸放弃见面的协议，让弟弟在一个能够让他幸福的家庭中生活，然后开启自己的人生。
这样或许不够圆满，安然和弟弟心中都会留下一些创伤，但他们的人生早就不可避免地被留下创伤，造就这一切的不是安然，也不是弟弟，而是他们的父母，是无常的命运。
一旦大团圆收场，等于是淡化了电影渴望深入探讨的主题——作为一个姐姐，是不是就注定要为弟弟一辈子牺牲？
我们渴望一个不一样的答案，如果到头来还是照样牺牲了，那这样的探讨还有何意义。
故事当中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了，朱媛媛扮演的姑姑一辈子为弟弟的生活付出，是典型的扶弟魔，从未反抗过，甚至甘之若饴，还要用自己生存准则来指导侄女的人生。
电影以为把姑姑的牺牲写得更愚昧，把安然的牺牲写得更自愿，就会显出她们之间的不同，就会给女性指出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了。
不，这远远不够。
编剧游晓颖在谈到这个观众不怎么买账的所谓开放式结局时说：“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，是不公平的。我们一直强调支持，而不是支配。”
这句话貌似很有道理，但问题是那些貌似是女性所自愿选择的东西，就真的是出于自愿吗？
当女性早已经被隐藏在社会文化、环境、教育中的重男轻女所洗脑，当她们认定男性比自己更矜贵，她们一定会“自愿”为她们的弟弟或者哥哥牺牲。
就像安然的困境一样，所有的亲戚都认为姐姐就是应该收养弟弟，就有义务抚养弟弟长大，不为什么，只因为你是姐姐。
若换成是哥哥呢，你我都明白，答案可能就会不一样。
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我的姐姐》，代表弟弟的立场，但我觉得如果叫《我是姐姐》，换成是安然的立场会更妥帖一点。
“姐姐”，尤其是带着幼弟的姐姐，是我们生活中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存在。
作为家中的姐姐，往往都有一个共通的命运：很早就被当做是母亲的助手来训练，需要帮助母亲承担一部分生活的负担。
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精准地描述了这种生活对“姐姐”的影响，“母亲把一大把自己的职责都推到她身上，于是她过早地融合到严肃工作的世界中。意识到她的重要性，有助于她承担女性职责，但她却没有幸福的、清闲的以及童年的无忧无虑。
她过早地成了女人，过早地了解了这种规定强加于人的限制。她在青春期就变成了成年人，这给她的经历一种特殊性质。超负荷运动的孩子，会过早地成为奴隶，被迫过没有快乐的生活。”
如果母亲重男轻女，那么她就会训练“姐姐”也成为儿子的第二个母亲，“姐姐”要被迫忍让弟弟的挑衅，宽容弟弟的缺点，帮助弟弟解决生活的难题。
哪怕“姐姐”只是比弟弟早几分钟出生，或者差不了几岁，这种层级关系也极其固定。
存在重男轻女倾向的姐弟式家庭具备这样四种特征：
☉ 1、 弟弟既是男孩，又是最小的，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特殊地位，全家的资源都向他倾斜；
☉ 2、在成长中，姐姐会被灌输一种思想，要成为一个“小母亲”，既要管理他，也要让着他；
☉ 3、弟弟与大家庭的关系始终含混不清，即使未来成家也会难以摆脱父母的过度“关心”（这种关心很容易演变为控制）；
☉ 4、姐姐一生都可能持有这样的认知：让弟弟生活得更幸福是自己的责任。即使姐姐不认同这个认知，但父母会将他们的生活和弟弟的生活牢牢捆绑在一起，如果姐姐想让父母幸福，就必须先让弟弟幸福。
一个当惯了“姐姐”的女性，将来找到的伴侣往往也是弟弟型的，这是一种她所习惯的生活模式，她习惯了靠奉献和牺牲来取悦别人。
当然，这种模式很难得到幸福，因为她们失去了自己。
如果重男轻女倾向很明显，是比较好分辨的，但现在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的重男轻女倾向，比如小时候女孩与男孩在吃穿用度上并无二致，甚至父母还会对女孩更好一点。
很多女性就觉得自己的父母一点都不偏心，不过到了结婚买房子、继承家产、帮着带孩子等等问题上，这种差别就出来了，好多女孩只有到了这种重大考验上，才会发现父母到底更疼谁。
在农村这种现象更为严重，家产分配是没有女儿的，可看病、赡养都有女儿的份，甚至更依赖女儿，舍不得使用儿子。
一旦女儿觉得不公平，会有无数人跳出来道德绑架，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有什么脸来分父母的家产”，人们已经把这种性别歧视视为天经地义的存在了。
在不公平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，会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顺从规则，最终成为规则的忠实捍卫者，比如电影中的姑姑。
一种是反抗规则，最终成为规则的叛逆者和掘墓人，比如安然。
生活中，姑姑很多，安然很少，而真正改善女性的处境，提升女性的自我认知所依靠的一定是安然这样的人。
电影提供了一种极致的考验，生活中更多女性未必有机会面临这样的考验，却处处充满了琐碎的不公和压抑。
作为个体，电影让安然做出了属于她自己的选择——为了亲情而牺牲梦想，但我最担心的是，这会对女性造成一种群体暗示，牺牲是神圣的、伟大的，而不牺牲则是自私和丑陋的。
40年了，我们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依然要回归到像刘慧芳那样忍辱负重、海纳百川的类型上，我们所要歌颂的依然是接受命运的不公，而非反抗，这真的挺叫人失望的。
我们应该允许女性有机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，允许她们颠覆传统的桎梏——“姐姐”不应该是一个被牺牲被利用和被盘剥的借口。
本文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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